1972年，叶瑞琨18岁。那一年，他开始学画。

      叶瑞琨的老师是岑学恭，中国当代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，三峡画派的创始人。但在见面之前，叶瑞琨对此一无所知。18岁那年，叶瑞琨刚刚中学毕业，对生活还朦朦胧胧，对明天也毫无规划，他只是在等一张通知，然后下乡，“或许在田间地头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

      少年时的叶瑞琨，住在成都东大街的一座大杂院里，院里几十户人家，每日里嘈杂喧嚣，有些比叶瑞琨大的孩子已经到了农村，他们带回来的描述让叶瑞琨更是提不起对明天的兴致家里四个孩子，他是老大，家里经济收入不高，中学毕业赋闲在家的他，在下乡前找到事做，学到一门手艺，成为那时的必须。

      恰逢此时，英籍作家韩素音要回家乡四川，点名要去看都江堰。都江堰在“文革”中被破坏，要立即修复原貌，省文化厅便在四川美协抽调了岑学恭、吕林，在文史馆抽调了陈子庄，在省博物馆抽调了赵蕴玉，在文化厅的主持下进行修复工作。岑学恭先生的一位学生，正好是叶瑞琨家旧识，就这样，引介他入了岑学恭门下。

      叶瑞琨觉得，岑学恭肯收下他做弟子，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同情。十八九岁的青年，在时代的漩涡中挣扎，看不到明天，岑老肯教导他，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仿佛有一道光透了出来，为他照亮了前面的路。

      岑学恭的艺术，承接于徐悲鸿的艺术脉络，尝试用西方的美术观念来对传统的中国画进行改造，与徐悲鸿一样，他也非常重视对学生造型能力的训练。这种基础性训练，对入门来说，是非常有益的。但此后叶瑞琨的艺术创作，却并没有继续这条道路前行，而是回归到传统的途径上来。

      在跟随岑学恭学画期间，除了源自西方美术的素描、色彩等基础训练外，岑学恭还教叶瑞琨临摹古画。叶瑞琨跟随岑学恭学习了一年时间，那张下乡通知也终于到了。

     叶瑞琨将要去的目的地，在西昌城外不远的黄联关。这里土地肥沃，却分外贫穷，连绵不断的山峰阻挡了这里与外界的交流，来到黄联关的叶瑞琨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      来自城里的知青们，大都不善于劳作，而对未来的迷茫，更让他们没有心思在田地里劳动。有了大把时间的他，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投到绘画学习上，这种生活，虽然充满无奈，但对此后叶瑞琨的创作，却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这种自由，激发了他对自然热爱的天性，愿意更多将目光投入山水之中，让他后来的创作充满了自由与浪漫的气息。

    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的滋养，让叶瑞琨对山水画更情有独钟。在下乡期间，叶瑞琨开始四处写生，这个习惯保留至今。在黄联关生活四年后，叶瑞琨告别了知青生涯，返回成都。回到成都的叶瑞琨，到水印工艺厂当上了设计美工。当时因为外贸出口的需要，他的主要工作便是根据客户需求大量绘制外贸画，这一落笔，便是八年。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办的“四川六人展”，并入选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“中国青年国画展”，渐渐在画坛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      1985年，叶瑞琨被调到成都画院，开始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进行创作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，此时的叶瑞琨也有了更多感悟，逐渐探寻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，开始从形象上的认识深入到意向上的认识。在三十岁以后，他将很多精力放在了书法上。直到今日，他依旧坚持每天临帖，汉隶，魏晋墓誌，都成为了他创作的营养。

      叶瑞琨说，“最初画画的人都想弄得很复杂，后来就越来越简单。”现在他是在“单纯之中找变化，希望用单一的墨画出宇宙万千气象。”叶瑞琨作画，并不推崇很复杂的技巧，他用色就是“单色平涂”，用笔就是简单的“放到纸面上去”，他用“最简单的形式，表达对世界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  在叶瑞琨的画中，除了墨色以外，用得最多的就是朱砂，他说，那是有一次在四川的阿坝藏区写生，时值暮秋，山上的树叶被寒风全吹去了，山上的浅草也枯萎了，整座山赤裸地露在那里，全是深深的暗红色，当时他就被震撼了，看到这深沉的红色下面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涌动，他用朱砂加墨混在一起来画，回来后又直接用朱砂来画当时的那种感受。黑与红形成了强烈对比，墨与朱砂在画面中的完美融合，构成了他在色彩上的独到之处。

      在叶瑞琨的画卷里，笔墨已经脱离了形式，他说，“年轻时学好规矩，到一定年纪了，即便再从心所欲，也在规矩之中了。”近年来，在叶瑞琨的画作里总能看到大量留白，这些留白让画面更加空灵，即便绘制的雨后深山，也不会让人感到压抑、阴沉，而是有“空山新雨后”的清爽。叶瑞琨说，他现在画画“就画到百分之七十，剩下百分之三十不画了，有留白、空间、余地，让观者自己去感受。”

      这种感受，就是作者与观者的交流，是作者寄托于笔墨，在向观者传达自己的情思。叶瑞琨的画，和观者是没有距离的，叶瑞琨说，“最初也在追求雄奇，现在则归于平淡，平淡才有亲和力。”这种亲和力，就是画家意向对观者的传达。